郭松民 | 《东进序曲》:最好的抗战电影


现在各种各样的抗战剧可谓多矣。

 


但许多抗战剧的主创人员,对抗战毫不了解,也没有感情。他们只是借拍抗战剧的名义去瞎编他们的武侠、妓女、黑社会和豪门恩怨的无聊故事。

 

尤其是那些把国军描写得英勇善战、坚忍不拔、义薄云天的抗战剧,不仅不能使我们更加了解抗战,反而使我们对抗战更加雾里看花,既不知道为什么胜利,也不知道为什么失败。

 

还有一些“大片”,比如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陆川的《南京南京》等也是如此——如果国军都像这些影片中表现那样战术高超、胆大心细、不惧牺牲,怎么可能有南京沦陷?早就应该把日军赶下大海才对。

 

新中国成立后,拍摄了不少优秀的抗战电影,如《平原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等。这些电影今天受到了心怀恶意的主流文化精英以及他们的无知拥趸的嘲笑,但事实上,正是这些电影揭示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原因——

 

兵民是胜利之本!


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人民战争是无敌的力量!

 

这些电影之外,还有一部1962年拍摄的电影《东进序曲》也非常好,我甚至认为这是最好的一部抗战电影。

 


好在哪里呢?好就好在影片真实生动地揭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复杂性,以及中共为什么能够驾驭这种复杂性,始终保持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并领导抗战走向胜利。


有些年轻的朋友的可能没有看过这部电影,这里简单介绍一下电影的情节——

 

1940年,新四军挺进纵队一千余人,为东进敌后进行抗日,攻占了苏北日寇据点桥头镇,并准备接应新四军主力过江。

 

盘踞在江州的国民党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江州二刘”,是国民党的地方实力派。国民党顽固派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和南京的汉奸汪精卫都想把它抓到自己手里。

 

“江州二刘”奉蒋介石之命,企图以武力夺取新四军从日寇手中收复的桥头镇。

 

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黄秉光按照党的指示,不顾个人安危,前往江州谈判。

 

谈判未成,内战终于打响。新四军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重创国民党军。然后,又以大敌当前抗日为重的精神,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主动提出停战,促使“江州二刘”继续保持中立,避免完全倒向顽固派和投靠南京当汉奸。一举扭转了苏北斗争形势,新四军继续东进抗日。

 

黄朝军、沈杨、田崇杰编*的这本《东进新四军(1937新四军抗战影像全纪录)》全方位、多视角、全景式地记述了新四军在1937年12月到1945年8月期间,既要面对日本侵略者又要面对“同室操戈”之国民党军队的艰苦抗日过程。丰富的中日双方当时战地图片,让读者*加直观地了解这段历史。本书兼具纪实性、文学性、史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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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进序曲》中,新四军挺进纵队不过是一支一千余人的小部队,处于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江州二刘”所部四万多人以及日寇的夹缝中,却能够始终保持主动权,制人而不制于人,原因何在呢?

 

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是中国最进步的政治-军事集团,代表了一种全新的、更高层级的政治文明。

 

共产党、新四军的这种进步性体现在三个方面,即毛主席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有了这三条,新四军就具有了强大的政治感召力,不仅保持了内部团结和战斗力,得到了人民的支持,而且也赢得了国民党集团内部有正义感人士的同情。

 


反观国民党集团,由于不能以进步的政治进行整合,所以根本不能形成团结、统一的力量,别看他们都口称“三民主义”,但实际上各怀心事,相互拆台。

 

“江州二刘”刘世仪、刘玉坤是地方实力派,只重视保持实力和地盘,抗日、反共都不重要;

 

“江苏省参议”蒋公任衔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之命来江州,督促“江州二刘”进攻新四军,同时也暗中希望假新四军之手消灭“江州二刘”这支杂牌军;

 

拥有巨大影响力的九姨太和他的“同学”汪光夏(来自南京的汪精卫代表)则一心想唆使握有兵权的副总指挥刘大麻子(刘玉坤)率部投降日寇;

 


政训处长、死硬反共分子段泽民算是一个“有理想”的人,笃信“反共高于一切”,为了反共不惜搞垮“江州二刘”的苏鲁皖集团,当然他也想以此作为在韩德勤面前的晋身之阶;

 

一纵队司令周明哲是老行伍出身,信奉“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深明大义,愿意抗战,不愿意打内战;

 

流落关内的东北进步青年学生李广文,栖身在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当副官,受到挺进纵队孟司令的启发,同情坚持抗战的新四军,关键时刻起到了重要作用。

 


《东进序曲》武戏文唱,浓墨重彩的桥段是黄秉光在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内舌战国民党文武官员,简直比诸葛亮在江东舌战群儒还要精彩。

 

更有意思的是,被黄秉光驳斥的种种观点,比如“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国民党才是抗战中流砥柱”、“新四军应该承担摩擦的责任”等等,都是今天新右派公知制造谣言最多的话题,所以这场戏简直可以说是超前的“黄秉光舌战公知”了。

 

黄秉光能够赢得这场“舌战”,当然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口才了得,而是因为背后有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成功的政治实践的支持。

 

比如,蒋公任叫嚣要“取消陕甘宁边区,全国统一于一个国民政府之下”,黄秉光反驳道:“边区,是全中国最进步的地方。那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和萎靡不振之气,三没有吃摩擦饭发国难财的。这样光明的地方为什么要取缔?”

 


黄秉光的这段话,显然来自毛主席总结的边区“十没有”:


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风;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再比如,当汪精卫的代表汪光夏以“一个普通的中国人”面目出现,污蔑“你们共产党勾结苏俄,企图变中国为苏俄的殖民地”,黄秉光严斥“在国民党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里,居然听到汉奸汪精卫说烂了话,这不能不让人感到奇怪?”

 

汪光夏被击中要害,只能落荒而逃。但今天,这些汪精卫的牙慧又被公知、国粉之类拾起来,再次说烂了。

 

顺便说一句,著名演员李炎饰演的黄秉光,儒雅、威严,刚中带柔,于刀光剑影中尽显大将风度,隐约可见新中国成立初年一代将军外交家的风采,这是我最欣赏的我军领导干部的银幕形象,没有之一。

 

《东进序曲》由于是表现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所以政治斗争是主战场,军事斗争只是背景。在军事斗争开始前,黄秉光的舌战国民党军政官员,已经取得了政治上的完胜,实际上已经慑服了副总指挥刘玉坤。

 


刘玉坤后来虽然顶不住蒋介石的压力,再加上扩充地盘的诱惑,还是向桥头镇发起了进攻,但他对取胜并无信心,同时也自知理亏,所以等到军事上遭遇失败之后也就腆颜向黄秉光请罪了。

 

黄秉光的“舌战”,还坚定了周明哲“绝不向新四军开一枪”的决心,在被逼无奈之际毅然举行战场起义,弃暗投明,加入新四军。

 

在窗外值班的李副官静听黄秉光和蒋公任、段泽民、汪光夏等辩论,表面不动声色,但内心深受触动,在段泽民和蒋公任设计陷害周明哲,企图借开会的名义将周明哲所部缴械的紧急时刻,将情况通报给黄秉光、周明哲,促成了周明哲的战场起义,导致了顽固派全盘皆输。

 

在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的时候,我党我军取得的胜利,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军事胜利,首先和本质上,都是政治胜利。

 

刘大麻子在和黄秉光辩论失败后恼羞成怒,一拍胸脯说:“讲道理我大老粗说不过你,当兵打仗的本事在这儿,你们挺进纵队纵然全是天兵天将也不过一千多人,我苏鲁皖四万多人就全是豆腐渣也撑破你们的肚皮。”颇有一点现在大家都很欣赏的李云龙的风采。但事实证明,在政治失败了之后,“四万多人”还真都是豆腐渣。

 


驾驭、领导统一战线,是一项具有高度政策性、艺术性的工作,一不留神就会把“团结”变成“投降”,就会丧失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东进序曲》是一部生动形象的“统一战线”教科书。我们可以从中观察到:


要驾驭统一战线,必须有更进步、更有感召力的政治;必须坚持“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即不取媚于任何一方,绝不为“团结”而放弃原则;必须准备“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斗争时必须“有理、有利、有节”。


不明白这些,妄谈统一战线,就会成为一个笑话。

   1940年夏,我新四军挺进纵队,为了执行我党中央渡江北上深入敌后,开辟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在江北攻克了日寇的据点一一桥头镇,作为军队北上的跳板。这时,盘踞在江州的国民党地方势力顽固派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以桥头镇为其辖区为由,企图抢占该镇以阻我军东进。我挺进纵队根据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則,派政治部主任前往判。顽军没有诚意,企图借机消灭我军,于是燃起战火。最后顽军由于我的军事压力结合政治上的斗争和争取,终于粉碎了他们反共阴谋,并取得了战斗的胜利。从而打开了我军胜利东进的道路和开展敌后抗战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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